作者简介：杨济亮（1975~），男，福州市社科院办公室主任，助理研究员。邮编：350004

［提要］碑刻是世界各文明古国保存自己文献的一种手法，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原来散落于城镇乡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严重破坏, 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福州历史文化碑刻从材质、形式、立碑主体等方面都多种多样，从内容上可分为政治军事、经济商贸、城垣桥梁建筑、永利环保、教育科举等十大类型。
［关键词］福州碑刻

    碑是指人为竖立的石块，通常刻有文字，具有一定用途，如记载事件、指示里程（里程碑）、划定边界（界碑）及作纪念用途（纪念碑）等。刻碑勒石，以存永久，这是世界各文明古国保存自己文献的一种手法，中国在这方面做得特别突出。数以万计的古代碑刻，记录和展示了中华民族文明的进程。碑刻一般包括：碑、建筑刻石、摩崖刻石、墓志等。碑由底座、碑身、碑额组成，底座有时雕成赑屃（乌龟）形象，碑额则浮雕成双龙盘绕，碑身镌刻碑文，有时碑文背面，即碑阴处或两侧均刻有文字。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原来散落于城镇乡村的大量碑刻遭到了严重破坏。在全社会都关注文物保护的今天，这些碑刻的命运却令人忧虑。它们大多不是名家手迹，记载的多是民间生活，收藏价值或书法艺术价值不大；它们数量众多，如果全部保护起来，需要花费巨额资金，为文物机构力所不逮。因此，它们中的绝大多数或仍在旷野中栉风沐雨，或沦为民居中的垫脚石，还有的粉身碎骨踪迹无寻。但在历史学者看来，这些碑刻却是传世文献之外的史书、民间的历史档案馆。它们的损毁，是中国历史研究永远不可挽回的损失。
　　福州的历史文化碑刻从材质上有石质、铜、木之分；从形式上有字碑、诗碑、圣像碑之别；从立碑主体来，有皇帝赐的圣旨碑、官府示禁碑、商帮或乡规民约碑等不同主体；从碑刻内容来看，大致可以分为政治军事类、经济商贸类、城垣桥梁建筑类、水利环保类、教育科举类、宗教类、戏曲文化类、社会风俗类以及墓志铭、地名界碑等十大类别。这些碑刻多分布在市区的名胜和寺庙周围，星罗棋布。此外还有不少碑刻已不存但碑文尚载于方志或个人著述之中，如《乌石山志》就记载了很多清代的碑文。现简要分类记述如下：
    一、政治军事类（德政碑、纪念碑、报警碑、劝农碑等）
     官府立碑，往往是宣扬德政，皇帝勉励褒扬官僚，或修祠祭祀，或纪念重大事件，或示禁百姓，或其它军事方面的报警作用。
     最著名的德政碑当属恩赐琅琊郡王德政碑。刻碑是唐天祐三年（906）哀帝李柷敕建，在今庆城路闽王祠前院。黑色页叶岩碑身，圭形，高4　9米，宽1　87米，厚0　29米。碑座高0　9米，宽2　14米，长2　71米。座用白色花岗石雕凿成覆莲，四周刻壶门团图案。碑额篆书“恩赐琅琊王德政碑”，侍郎于兢撰文，王倜书。内容详述王审知家世及其治闽期间在军事、政治、经济、文化上的功绩，是研究五代闽国的重要史料。宋开宝七年（974），福州刺史钱昱奉吴越国王钱弘俶之命，就闽王王审知旧府第改庙，祀奉王审知，并立碑纪事。碑额篆书“重修忠懿王庙碑铭”；碑文楷书，叙述王审知的世家、治闽功绩以及庙祀的因由。近代还有陈兆锵德政碑、李世甲德政碑，此二碑对于研究船政文物和船政世家具有重要实物价值。
　　皇帝勉励褒扬或劝诫官僚的碑文如乾隆劝农诗文碑。乾隆十八年（1751年）“赐浙闽总督喀尔吉善。巡吴拎越便中过，恐误农桑候正和，完赋自缘民俗美，不须重勉善催科。乾隆辛未仲春御笔。”原闽浙总督衙署内基建工地挖掘，此碑反映了乾隆帝首下江南时的对吴越一带触景生情的感想和对地方官吏的告诫。又如御制晋赠太子太保两江总督沈葆桢碑，该碑原有碑亭，址在即今天福州市工行市政府专柜所在地。《御赐福州将军穆图善碑》记叙了中法马江海战的史事。青口镇大义村荣绣陈氏祠堂明代正德帝圣旨碑，碑文为制诰旌奖和褒封山西巡抚兼雁门关提督陈达父陈烓(1489～1527年)及母叶氏。
     纪念重大历史事件的碑有反映明代抗倭史事的碑刻、东犬大埔碑刻和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大埔石刻”，据林金炎《马祖列岛记》载，1953年驻该岛马祖守军修工事时发现。为明工部右侍郎董应举(琯头镇塘头人)所题，全文41字，每字径22厘米。全文为“万历疆梧大荒落地腊后日宣州沈君有容获生倭六十九名于东沙之山，无伤一卒，闽人董应举题此”，碑刻时间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年)五月十五日。定海城堡抗倭记功碑位于连江定海九龙禅寺内，花岗石刻制，高310厘米、宽140厘米、厚30厘米。碑首为篆字，碑文为楷字，全碑1000多字。后被一群众用作屋内墙体，露出墙壁部分可辨认者有700余字，主要记载戚继光、沈有容等在沿海抗倭事迹。碑刻末款为明万历己未，即万历四十七年(1619年)。明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五月初二日，副总兵戚继光率军水陆会剿，用“土橇”大破倭寇于马鼻，全歼400余人。邑人勒石立碑于县城西郊观音阁旁，文曰：“明嘉靖四十二年五月二日，总戎戚公大破倭夷于马鼻，歼之，境内遂平。”
    纪念中法马江海战历史的碑刻主要就是马江昭忠祠碑群。《特建马江昭忠祠碑》（裴荫森）位于昭忠祠内追思亭东侧。碑高2　25米，宽0　9米，花岗石质。碑上方2行横写篆书“特建马江昭忠祠碑”，碑文分18行，楷书竖写，共计639字，主要记载了光绪十二年（1886）为祀马江死难之员勇，奉朝旨建设昭忠祠之事宜，石碑为裴荫森所题。裴荫森，江苏阜宁人，时任福建按察使，竭力重振船政，并完成建设昭忠祠。《重建马江昭忠祠碑》嵌在昭忠祠右侧回廊墙壁上，将乐石质，楷书碑文分24行，每行19字，记载重建昭忠祠经过。陈兆锵民国九年（1919）八月题。陈兆锵，福州人，时任福州船政局长兼“海军飞潜学校”校长，主持制造出我国第一批水上飞机。《甲申、甲午两役合祀马江昭忠祠记碑》为民国11年陈兆锵题，现嵌在马江昭忠祠右侧回廊墙壁上。石碑为将乐石质，长0　77米，高0　43米。碑文楷书纵刻28行，601字，字径1　1厘米。《马江海战烈士墓碑》，位于昭忠祠西侧烈士陵墓前，花岗石质，民国9年陈兆锵主持合九冢为一丘时所立。题刻楷书纵2行，“光绪十年七月初三日马江诸战士埋骨之处。”此外还有《张刚勇公专祠碑记》、《捐建长门昭忠祠暨张刚勇公专祠碑记》等。
　　　纪念福州抗日战争的福州警察局卅四二一战役阵亡官警纪念碑，1942年立，置于西禅寺内，碑文上的“卅、四、二一”字样，正是指民国三十年即1941年的4月21日，这一天，正是抗战期间福州第一次沦陷日。该碑至今已在寺内整整立了65年。如今，福州市已将4月21日作为每年拉响防空警报的特殊日子，以唤醒民众永远勿忘国耻、牢记历史，提高国防意识。同样福州抗日战争历史的碑刻还有大湖抗日阵亡将士纪念碑、 “志雄关”碑刻；一九七四年立的琯头镇川石村“万人坑遗址”碑则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罪行。
     碑除了纪念重大事件，同时也是祭祀大臣名人祭文的载体。如明代有盖山乡新安村鲤鱼山黄雍墓前奉天敕命碑、城门玉泉山林瀚墓前“天旨碑”，明代张经所撰“重修常公祠记碑”，“常公”指唐代福建观察使常衮。清代有“福建清故太子太师闽浙总督孙文靖公祠碑记”石碑(现存恒康药店)， 浙江人为纪念闽浙总督孙尔准于清同治五年（1867年）建祠时所立。福州西郊马鞍村林则徐墓前的“御赐祭文碑”为御史陈宝琛敬书。近代有民国福建省府代主席陈培锟撰写，李世甲等人勒石的《林森纪念堂碑》，长乐营前黄村长鲁贻纪念碑（此碑已毁）是纪念营前模范村改革试验的黄展云的。闽侯南通镇南通村的“万家生佛”青石碑是为赞颂筹建苏州桥的萨镇冰而立的。
     古代大量碑刻具有向百姓示禁，维持社会安定的功能。清道光七年（1827）至光绪九年（1883）的五十六年间，北峰的大、小北岭诸村出现烟馆和赌场，恶丐呼群入乡实行强乞，盗贼偷盗家私、牲畜、稻谷、田薯和树木竹林，歹徒拦路掳勒，更有抛尸置门户或诈死图财。为保护北峰人民生命财产，维护社会治安，福州府侯官知县屡出告示，并立碑示禁。如《红庙告示碑》（1856）、《桂湖公约碑》（1877）、《贤场墩示禁碑》（1881）、《弥高示禁碑》（1885）、《民义示禁碑》（1885）、《江南竹示禁碑》（1883），碑文多列举“贼匪恶丐麻疯、强乞、勒索、移尸图诈、聚众赌博、开张烟馆等罪迹”，表示了官府“严拿重惩，决不姑宽”的决心。类似的碑刻还有南屿际上村“奉宪禁乞麻碑”（1862年）、寿山上板村示禁碑等。在仓山望北台附近也有一个琉球墓告示碑，今藏于省博物院，碑为花岗岩质，下侧已毁，楷书，刻于道光二十年，碑文纵13行，主要是告示琉球墓附近居民不得“布种菜疏以及侵占糟跶毁界伤坟，并灭界占地盗卖各等情”。
     在军事隘口，官府还曾立碑警示御敌。如鸦片战争中的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 立于闽安镇的《□□犯顺厦门报警》碑，报警碑现存于马尾区闽安村巡检司内，碑为花岗岩质，高236厘米，宽93厘米，厚12厘米。碑石右上角残缺，碑的正背两面均阴刻文字，字为楷书，纵15行。碑文记录了第一次鸦片战争时，在侵略者进攻厦门时，清政府命在闽安镇此咽喉地带“布置兵炮”“防堵”英军入侵福州城，闽安当地兵民对各种防御设施的修缮过程，背面为开缘筑坝而捐款人员金额清单。
     不少碑刻还反映了榕台之间密切的军事协防关系。清兵入闽后，为防止郑成功再度进攻福州，便对闽安镇军事设铺进行全面改建，把巡检司建筑扩建为协台衙门，将巡检衙门迁出，另建东侧江边。在今天闽安镇协台衙门口西侧还立有一块《重修闽安镇协署碑记》，碑文3　2米，宽1　2米，厚0　25米，碑刻中描述了闽安的重要军事位置及协台衙门的两次修建情况。碑文中可知，协台衙门建于顺治年间（1644-1661年），主持修建的人为“范公”，1895年协镇钟紫云对衙门进行了重修。协台衙门现保存完整。
     在闽安镇闽安中学（原址为闽安城隍庙）墙边还有几块石碑，其中一块宽1米，高2米，从内容上看，应是记录捐款修缮城隍庙的“捐款碑”。在名单中有“台旅各军士”即当时派往台湾的闽安“班兵”。清初，为了加强对台湾的管理，自康熙二十五年（1086年）起，清政府实行班兵制度，从福建各地抽调兵源前往台湾驻防，“台澎一镇水陆十六营，额兵一万四千六百五十有六，自督、抚两院，水陆二提，漳州、汀洲，建、福、海坛、金门六镇，福州、兴化、延平、闽安、邵武五协五十八营抽拨更戍，多者七八百人，少者百数十人。”这些兵牟以三年为期，陆续更换。当时闽安与台湾之间海上交通并不顺畅，时常会碰上各种风险。那些戍卫台湾的军士，在完成任务后，凯旋回到闽安军中，有感于闽安城隍庙诸神对自己的庇护，捐款维修城隍庙。在捐款碑的名单中就有“署福建澎湖右营中军府陈国铨”。
     同样，在连江县城关妈祖庙也有班兵旋归后捐建妈祖庙的捐款记录的石碑，反映了福州在台湾军事防务上发挥的重要作用。
    二、经济商贸类
     这类碑刻是反映会馆、商帮经济贸易、寺庙田契买卖等经济生活信息的重要实物资料。
福州市连江县壶江岛，有一块近四百年的《散帮认课德政碑》，镌刻于明万历四十五年(1618年)元月，系南京大理寺右寺丞董司空(应举)撰写。反映商盐帮交官结吏，囤积居奇，抬价刹价，鱼肉渔民，董公深入调研、主持公道的事迹。马祖北竿塘岐村桥仔村各立一块“闽浙总督告示碑”， 高217厘米、宽73厘米。台江万寿尚书庙有清乾隆至民国的碑刻14方，碑刻记载清嘉庆间，台江汛有恒盛、开顺、美丰，万泰等13行，有丰美、长胜等10余栈，有青果、香药、铁条、桶店、纸箔等商帮，以及糖商、米商、木商，还停泊有琉球大船等。从捐款建天后宫的商帮就有亭头、琅岐、闽侯、长乐、连江，甚至闽南厦漳泉的商户，乃至两浙、山东商帮、琉球商人，说明当时台江商贸的繁荣和对外交流的发达。台江河口太保埕天后宫，初建于清道光三年（1823年），道光十九（1839年）在旧基上拓宽修建。这一会馆系由从事中琉牙行贸易的“球商”即所谓的“十家排”联合建起的。《闽县乡土志》载：“李姓四户，郑、宋、丁、卞、吴、赵各一户，代售琉球之货”。1947年，傅衣凌先生到河口实地调查时，柔远驿已破坏无遗，而球商会馆尚存，并在馆内发现石碑。该碑立于道光十九年（1839）七月，记载了球商重建会馆，疏浚宫前小河，恳请知府示禁附近军民勿将秽物堆塞以及地棍藉端滋事等事宜。《兼属福州南台海防总补分府管理水利关课碑》立于道光二十年（1840）八月二十一日，主要内容是保护琉球客商利益，该碑现存省博物院内。清同治八年（1869年）马祖北竿塘渔民因配盐贸易与连江帮盐商发生争执，惊动省垣，闽浙总督出面调停。立碑规定沿海渔业用盐分配和经营办法。当时仅马祖岛从事渔业生产的人就达370余户，旺季配盐3000担至15000担。该碑对研究当时两岸经贸往来、马祖列岛开发、经济发展以及与福建等地关系都提供了极其珍贵的史料。
     此外，台江新港里新港庵的“建新港庵竹商会馆”碑（清光绪年间），台江古田会馆民国四年建馆碑，仓山清凉寺大门口有三块石碑，皆是浙江木商公馆所立，这些碑刻都是研究福州商业、港口历史的重要文物资料。
     有的碑刻反映田产等经济信息，如连江宝林寺法堂明代一石碑：碑文“敕赐大中宝林祥寺，万历甲申年秋仲月，本县正堂刘爷亲批僧妙空执照。宝林寺香灯田旧户号数，共计壹拾贰亩陆分柒  厘叁毫正，许付僧人妙空管业，有本里排年佶证。如有豪强意图吞占者，执此告官，依法开罪。”下面是一连串标明了地界与亩数的田产。这块碑是明万历年间连江刘姓知县颁给宝林寺住持妙空的一份土地执照，相当于今日的土地证。立于五里亭的清道光23年（1843年）“耕田碑”“严谕各佃不准拖欠官置惜字田租谷告示碑”全文约2000字，反映了清代福州东郊农民租种国家耕田的土地制度。1985年福州东郊台江乡竹屿村后山赵石显墓出土赵汝显买地契和其妻吴瑞买地契各一通，则是反映古代地契买卖的经济文物。
　　近代《请用国货》碑刻则是反映五四运动时期福州社会各界抵制日货，提倡国货，开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的历史见证物。可惜，今天碑已无存，只有国货路的命名保留了下来。
    三、城垣桥梁建筑类
     （一）城垣建筑碑
     元和八年球场山亭记残碑，于1958年修筑鼓屏路时，在路东侧发掘出一块严重断残的碑石；现存省博物馆。碑系花岗岩，宽99㎝，残高54-62㎝不等，厚25㎝，碑文刻于元和八年（公元813年），主要记载了唐刺史裴次元于欧冶池山南辟建球场的过程，描述了唐代福州城市发展方方面面的景象，可补《三山志》之误；碑文是反映古代福州海外贸易、对外交通、体育、山水园林、产茶饮茶史等方面历史信息的最早史料。该碑是现存闽中金石年代之最，且是全国唯一记述到唐球场建筑型式规模的碑文，是闽中现存最早的诗文书法艺术实物。①
   （二）修桥碑
     修桥铺路是被民众所推崇，造福于大众的慈善行为，所以古人往往要立碑记事，记录捐建人名。
   闽侯拔仕三路碑。在闽侯荆溪镇关西村拔仕自然村的北宋出省驿道上的三段摩崖石刻。其一，“拔仕”榜书，南宋“宝庆乙酉秋”（1225年）；其二，沙溪修路记碑（嘉祐三年1058年），碑文记述北宋年间怀安县城至鸡菜岭约有百里之远，“路险石恶”，“行苦之”的状况和怀安县令樊纪上任第二年就修整道路的宦绩，并寄望“继政君子”像樊纪一样，做到道路“缺者能补，陷者能平，断者能接”。其三，募修官路碑（宣和元年1119年），碑文直下楷书计10行，高1　52米，宽1　43米，字径8㎝；碑主要记录林慈发起修建“官路”寻驿铺捐募情况。驿铺系古代供传递公文、宿会公车和行人憩息之用，置驿丞以总其事。建州、古田到福州的古道系唐末黄巢义军入闽时凿山而建；荆溪关西村这段约3里的古道，正处于这一路段上，并建筑在闽侯县境为起点的首铺驿站。此三段宋代“官路”石刻的发现，对于研究福州市古代交通史和书法石刻等都是宝贵的实物资料，可证史补史之用。
     其它修路碑还有南台“石狮台前社”旧碑、长乐厚安修路记碑、闽候雪峰重建万工池路碑、清罗源飞鸾岭碑记，长乐岐头石刻、院里山石刻、西庵口石刻、王庄小学校内王庄铺路碑，芙蓉山、鼓山、马尾闽安和亭江等处也有古人铺砌石路的石刻。
     （三）渡口碑
     福州的闽江及支流溪河上有许多古渡（古码头），福州方言有时也称“道”或“道头”，现在留下原貌的也不多了。在闽侯旗山下南屿坎水保留着宋代锦溪古渡，是在靠岸水中架设石板条砌成平台，岸边及水中还立有石柱，供泊船时系缆绳用。整个古渡保留原有风貌，十分珍贵。岸边有古渡的碑文：“勾当林祐、林稷臣、僧应琛、必言、义端、超升、石匠张遂，处士张初自造。政和五年四月十一日始建，五月二十八日告成。”政和五年即公元1115年，距今已有896年了。
     嵩口重整义渡碑，有一人高，由“钦加五品衔署理永福县际门分司”王懋功所立。碑文楷书直行：“喜轿过渡只准收花彩钱肆枚；肩挑整担过渡须验明发票执照，每担准收壹枚，如无发票执照，即行禀报盐馆呈究（注：当时私盐查禁甚严）；棺柩过渡，不准索取花彩分文”，还有“凡行旅过渡，无论外府县，概不准索取渡钱分文”，“渡船无论新旧，如有损坏须修理坚固，不准糊涂滥用”，“如遇大水不准勒索渡钱”，并规定了过渡安全要求等十条。章程详细简明，一目了然。嵩口古渡处于大樟溪中上游，为交通要道。《永泰县志》载“贡生毛羽丰捐田50亩为义渡，给渡子佃种，不索旅钱，勒碑德星楼亭”。地方官为小渡口勒碑意在宣示政令法纪和乡规民约。嵩口古来为福州府经德化往闽南必经之路，商贸发达，明清时，永泰设有际门巡检一员，衙门设在嵩口，俗曰“嵩口司”。
   （四）桥梁碑
     飞盖桥碑和沈公桥碑。闽安村迥龙桥是一座古老的石桥，桥跨邢港两岸，是村里人出入的必经之所。该桥修建于唐末天复元年（公元901年），此后屡经修缮。从桥南的碑刻中可知，该桥在宋代时改为“飞盖桥”，此碑系宋状元郑性之书刻，清康熙年间改称“沈公桥”。1840年此桥重建，重修捐款情况反映在桥北端圣王庙墙上的《沈公桥碑》中，碑文竖行右读，前半部分说明此桥历代重修时的情况，文后则刻捐款人的名单，其中包括江继芸。在升任金门总兵前，他曾任闽安协镇，并率兵捐建迥龙桥。在名单中还提到“提左副总府谢国标”和“闽左中军府颜鸣亮”，谢颜二人都曾在台湾任过职；谢国标1840年任厦门水师游击，任上因抗英作战有功，晋升澎湖副将，颜鸣亮1835年曾任“署闽安左营守备事金门镇标左营千总”。四年后，颜鸣亮又主持闽安村内北坛的重修工作。北坛庙位于邢港钓鱼潭一侧，内奉张巡。现存坛庙内的《福缘善庆碑》也有“谢国桢”名字。
     河口万寿桥记碑。原碑立于台江区南公村万寿庵前，现已移置于山碑廊。该桥又称万寿桥，建于清康熙七年（1668年），由鼓山涌泉寺成源和尚募建。碑记于康熙九年十月廿三日，石鼓住山道霈记，乾隆版《福州府志》载有《福州南台石桥碑铭》，全文记载了修桥的过程。为纪念万寿寺僧王法助建桥功绩，后人在桥北附近建头陀寺，塑法助和尚座像供奉。内有《头陀寺法助禅师赞》碑。今于山碑廊还有光绪二十七年的《重修江南桥记》碑。②
其它修桥碑有洪山桥记事碑、闽侯荆溪镇清乾隆四十三年（1769年）重修鼓响桥碑、延坪乡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重修龙津桥碑，长乐太平桥碑、九都取青桥碑、咸丰乙卯罗源重修护国桥路亭塔碑记、乾隆三十三年鉴江险桥碑记、福清龙江桥碑、蹑云桥宋碑、东山榴花洞逐鹿桥碑等
     有的将建桥历史铭刻在木头上，如闽侯白沙镇联坑村的远济桥；桥亭悬挂一全块板酸丝木匾，长193厘米，宽63厘米，匾上镌刻“远济桥”三个隶书大字，并阴刻方寸行书跋文，详细记载建桥历史背景、时间，并阐述“任天下事者，苟建以建桥之心为正，则天下何远而不济哉，然则远济又岂独为建桥言哉”的命名含义。有的则将捐款时间人名直接镌刻在桥梁石条上，如青口宏屿桥、南屿栖云桥、上街十四门桥、林浦林桥、断桥等。
五、水利环保类
     禁止砍伐林木，保护生态碑主要有闽侯石松寺宋绍兴四年（1134年）“法真松”诗碑、嵩口古渡口明嘉靖“林带植榕碑”、 连江横槎清咸丰十年(1860年)禁伐林木碑、连江苔菉清道光二十五年(1845年护林碑、同治二年罗源甘厝梨洋村禁止盗砍山林等示禁碑记。著名的船政环境保护碑原竖在马尾镇婴脰山通往天后宫的石道旁。石碑出示时间约在19世纪70年代。花岗石质，石碑长0　914米，宽0　3米，厚0　13。米，碑文楷书竖写“船政大臣示：山上竹木，栽植多年，不准砍伐，无论军民人等，如敢不遵约束，私行砍取，许即指名禀究，定即从重惩办，毋违，特示。”
     疏浚水利碑主要有天宝陂渠道碑、叶向高撰重修天宝陵碑记、连江东湖遗爱祠道光十年重建碑、民国萨镇冰为处理养鱼用水和灌溉用水纠纷的省长令碑。琅岐义湖开湖碑记载明万历年间“杨公仕琮舍田开湖”的事迹，该碑是研究琅岐岛历史以及水利建设的实物资料。永泰嵩口古码头立有清代为处理林陈两姓争水而引出人命案所立的《奉抚宪碑》。“重立潘敏惠福文襄浚湖河二碑记”碑，位于鼓楼区西门湖头街的湖滨小学（古代西湖书院）操场南边。碑文详细记载了福州西湖所处地理位置、由来、周围环境、功能以及自宋皇祐至清康熙年间开挖疏浚的经过。

注释：
①该残碑正反面拓本可见陈叔侗：《〈福州中唐文献子遗〉——元和八举球场山亭记残碑考辨》，省博物馆：《福建历史文化与博物馆学研研》，省教育出版社，1992年。
②万寿桥与江南桥，俗称“大桥”，是闽江中最早的跨江大石桥，元代福建最大的建筑工程，它从台江至中洲岛与后建的江南桥相连，1971年加高拓宽后，两桥合称“解放大桥”。